美国第二代华裔自述：“白人的”食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

哥们练过

“汉堡，”我叔叔在新泽西唯一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内隔着桌子指着我说道。“莉萨喜欢汉堡。对吧，莉萨？”

我回答是或是不，都无关紧要。我是这个家族中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个成员，所以这个决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。他们料想我会背弃中国饮食而喜好美国食品：皇堡(Whoppers)丶加奶酪的4盎司牛肉堡(Quarter Pounders)和带洋葱的白城堡汉堡(White Castle)。我后来的确这样。

对我的亲戚——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——而言，这是我被同化而他们没有这样的证明。“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，”当我和表兄弟/姐妹央求着要吃大力水手(Popeyes)炸鸡而非咸鱼时，父亲会摇着头这样说。

那是1986年，我当时10岁，我们家正奔跑在成为十足的美国人的快车道上。我们是街区里第一个拥有微波炉的家庭，我母亲说我们可以在里面“照射”和“微爆”我们的食物。早餐是一大块微波加热的“萨拉-李牌”(Sara Lee)冷冻磅蛋糕。我们撕掉斯旺森(Swanson)的饿汉(Hungry-Man)电视便餐的塑料包装，享用玉米粒丶土豆泥和奶油朱古力块。我会用微波炉加热法式面包披萨，当作放学后的零食，会吃奇多(Cheetos)膨化食品丶品客(Pringles)薯片，还会直接从罐子取雀巢柠檬茶粉吃。

在《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》(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)允许更多非欧洲人移民到美国之前，我的父母经历了战争和独裁统治。因为在童年尝尽艰辛，他们出于过度补偿的心理——同时伴随一种负罪感——任由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我被鼓励同化，却也因此被指责。

由于父母是在曾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出生和长大，他们对美国食物和文化并不陌生。我母亲很会做饭，但能负担得起和享用美国方便食品，即美式富足，是能让我们感觉自己跻身中产阶级的方式。

对我的父母来说，“美国的”往往等同于“白人的”，但我的白人朋友们吃的根本不是电视广告中的食物。他们在家里吃无糖苹果酱丶烤鸡胸肉和芹菜。偶尔才会从真正的饼干罐里拿一块燕麦饼干。我想不通怎么有人能满足于仅仅吃一块。在我的中学食堂里，其他孩子吃花生果酱三明治和苹果的时候，我在尽情享用塞满了美国干酪的热狗。遇到餐厅菜单上有中餐的时候，端上来的往往是一份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湿乎乎的面条状东西。

我的白人朋友家里甚至没有有线电视——他们的父母听AM广播，看PBS——但我父母说服了安装有线电视的人，不仅给我们连上了Showtime和MTV，还有HBO丶Cinemax和电影频道(Movie Channel)。全都免费。

我没时间看所有我想看的电视节目，哪怕是第五次看《炮弹飞车2》(Cannonball Run II)或《国家讽刺》(National Lampoon)杂志的《欧洲假期》(European Vacation)——我看这部影片时，正忙着把Combos Baked Snacks外面的面饼啃掉，取出里面的一块块披萨味奶酪，把它们揉成一大团。我十分渴望我们家会被选中，成为尼尔森家庭(Nielsen family)，还痴想着保留一份电视观看日记，好让我的观看习惯对收视率产生影响，但父母说我们永远不会接到这样的要求。

那是伊朗门事件曝光的年份，是“挑战者”号(Challenger)爆炸和菲律宾发生“人民力量”革命的年份——这场革命推翻了在位20年的费迪南德.马科斯(Ferdinand Marcos)，美国政府将他飞到了夏威夷避难。（我和父母的确在电视上观看了最后这个事件，至少看到了美国新闻媒体惠准播出的一些片段。）但是在当时的黄金时段，播出的是《科斯比秀》(The Cosby Show)丶《家族风云》(Dallas)和《锦绣豪门》(Dynasty)；还有整天不断的游戏节目。我一直盘算着怎么才能在《价格猜猜猜》(The Price Is Right)节目中转个转盘或在《强棒出击》(Press Your Luck)中按个按钮，就赢到一辆新车丶一套客厅家具或一趟瑞士游。

我想在《销售的世纪》(Sale of the Century)节目中赢得现金大奖，在彩色气球的环绕下接过一个装满现金的手提箱。就像父亲每周带回家的纽约乐透彩票和我在《纽约邮报》最后几页填写的温戈(Wingo)游戏卡一样，游戏有奖赛节目就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。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赢家；每个人都有可能一夜暴富。

詹姆斯.鲍德温(James Baldwin)曾经写道，美国媒体的“主旨不是带来困扰，而是安抚”。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会帮助维持一种天真的幻想，它可以掩盖我们国家的暴力。希玛曼达.恩戈齐. 阿迪奇(Chimamanda Ngozi Adichie)提到过美国的“对慰藉的迷恋”；朱诺.迪亚斯(Junot D